为什么历史上共产国际几次纠正中国共产党的“左”倾错误，反而越纠越“左”？

从1922年起，中国共产党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。它们之间的关系是超越国界的上下级关系、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。《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》规定：“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的一切决议，所有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必须执行。”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（1935年7月）以前，各国党的总的路线、方针以及组织事宜，都由共产国际直接决定。各国党只有贯彻执行共产国际制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的义务，而没有独立自主地制定路线、方针、政策的权利。直到共产国际七大才纠正了这种集权主义的领导方法，规定各国党有权“独立地来正确解决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任务及策略任务”。各国党内部的组织事宜，共产国际也“一般的不要干涉”。

因此，从共产国际与中共的关系来看，当时中共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正确与否，首先与共产国际的指导正确与否有直接的关系。而从共产国际六大（1928年7月）到共产国际七大这七八年内，共产国际共运中的“左”倾教条主义盛行。其主要表现是过高地估计了世界革命形势，过分夸大了资本主义的总危机。基于对形势的过高估计，共产国际要求各国党不仅要发动“群众政治罢工”，而且要由此发展到武装起义，直接夺取政权。在革命道路问题上，要各国都像俄国一样，走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道路。在策略路线上，则放弃全面的统一战线政策，而采取关门主义的片面的“下层统一战线策略”。在“左”倾错误已发展成为中国党内的主要错误倾向，并危及中国革命前途时，共产国际仍然一味强调“右倾”是中国党内的主要危险。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共产国际七大，纠正了它的“左”的错误，批评了“机械地把一国的经验搬到别国去”，用“笼统公式去代替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”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、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，决定今后“在解决一切问题时要根据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形和特点”。

由于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，共产国际共运中“左”倾教条主义盛行，中国党内连续发生三次“左”倾错误也就不奇怪了。具体地分析，在革命性质方面，共产国际混淆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，超越了中国革命的客观发展阶段，必然导致“左”倾错误；在策略方针方面，共产国际用“左”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指导中国的革命运动，也必然造成“左”倾错误；共产国际在政治上的“左”倾、组织上的宗派主义以及党内斗争中的惩办主义，是中国党内“左”倾错误产生、发展和长期统治全党的主要条件。

三次“左”倾错误在中国革命的性质、任务、阶级关系、革命形势、革命道路、斗争策略及组织路线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所犯的严重错误，都是由于不顾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，教条主义地照搬照抄共产国际的指示和苏联的经验造成的。而共产国际的“左”倾教条主义则为中国共产党的“左”倾错误提供了理论上的根据、政治上的支持和组织上的保护。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历史上共产国际几次纠正中国党的“左”倾错误，不仅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，反而越纠越“左”。